新华社纽约3月30日电（记者杨士龙）“弹匣深度”指在和平时期储备、战时可快速投送使用的弹药总量，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防空拦截弹和远程巡航导弹等高端弹药的“存量和增产能力”。
当下仍在延宕的美以伊战事表明，美国有能力打赢一场短促、激烈的现代战争，却难以轻松应对一场多战区、长周期、持续高消耗的武装冲突。美军面临的“弹匣深度”危机背后，是一个战略推定、工业结构、同盟负担和制度缺陷等多因素叠加的系统性困境。
高端弹药“入不敷出”
冷战结束后，美军自信能通过掌握制空权和精确打击在数周内取得决定性战果。其作战构想侧重“短期高强度空袭、快速收尾”，战备规划也倾向于支持这种模式，长期沉迷于F-35战斗机、B-2轰炸机和“萨德”“宙斯盾”反导系统等昂贵、复杂且数量有限的“精致平台”，假定“质量压倒数量、短期压倒长期”。
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让美军“弹匣深度”危机暴露无遗。这场由廉价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主导的高强度消耗战，让美军原本以“速战速决”设计的弹药储备结构很难满足现实需要。伊朗“目击者”无人机单价仅数万美元，而美军和盟友不得不动用数百万美元一枚的“爱国者”或“萨德”拦截弹应对。
美军的高端进攻弹药已出现重大缺口。据美国《国家安全杂志》等媒体报道，对伊朗军事行动前三天内，美军发射超过400枚海基“战斧”巡航导弹，而美国政府有时一年只采购90至100枚“战斧”导弹。虽然相关企业承诺将“战斧”年产量增至1000枚，但美海军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采购57枚。
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JASSM)的补充同样缓慢。相关企业2024年9月称，当时年产能约720枚，正努力提升至1100枚。美国国会2022年要求五角大楼开始构筑3100枚JASSM的战略储备，但该目标并未完成。美军现有远程反舰导弹(LRASM)的库存也远低于理想水平。
美军防御端弹药同样“入不敷出”。据了解，目前美军的“萨德”“爱国者”“标准-6”拦截弹均因战事快速消耗而库存不足。
军工垄断埋下祸根
从制度设计上看，美军陷入“弹匣深度”危机，归咎于20世纪末的军工企业过度整合与“仓库零冗余”的军工生产精细管理。
1993年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威廉·詹姆斯·佩里表示，美军国防预算将显著下调，五角大楼无力支持当时规模庞大的军工业。随后，美国军工业从数十家主要承包商被整合成数家寡头，大部分武器门类只剩一两家供应商，商界流行的精控成本理念被移植到军工生产，平时不备库存、订单来多少做多少，仓库“零冗余”。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很多关键弹药和平台在过去十多年只维持低速生产甚至完全停产。一旦开战，要重新建立供应网络、回收专用设备、培养操作工、通过全套军规认证，周期以年计。
这种做法再叠加一年一审的预算制度和项目周期，致使美军弹药采购在多年内呈现明显“冷热循环”：某些年份增加，紧接着又被压缩，企业很难在这种波动环境下长期维持高水平产能。往往在危机暴露后，才被动追加巨额订单，但从合同签署到产能释放，需以年为单位计算，很难对战场武器缺口进行实时补充。
五角大楼本意是削减预算，促使军工业“瘦身”，最终却导致反效果。先前存活下来的几家军工巨头不断通过并购巩固其垄断地位，进一步遏制业内创新与竞争。这些寡头还借机抬高对五角大楼的议价能力，致国防预算病态膨胀。
行业痼疾激化危机
不仅如此，被寡头垄断的美国军工行业陷入三大困境，导致“弹匣深度”危机愈演愈烈。
一是军工“金融化”。美国军工寡头利润来自单价高的“项目开发和小批量生产”，而非价格便宜、战时极度消耗的常规弹药。2026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限制或禁止那些延期履行合同、未达成生产目标及投资产能不足的特定承包商将资金用于股票回购等金融化操作。这一禁令本身就是承认“金融优先于产能”模式的存在，也说明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于美军工界。
二是军工生态因制造业空心化而扭曲。过度“金融化”导致制造业空心化，进而扭曲军工生态。军工生产依赖一个由机加工车间、铸造厂、化工厂、精密制造厂构成的工业生态。随着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支撑军工的这些基础环节萎缩，再加上关键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影响美国军工整体扩产速度和韧性。
三是军工人才断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2025年12月发布报告指出，技能人才短缺已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最严重的行业包括国防和航空航天、能源传输和电网现代化、高端制造业与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与数字基础设施。“弹匣深度”危机更多源于专业人才短缺，按报告说法，美国当前网络专家缺口达26.5万；2024年至2034年，精密机械师每年缺口为3.42万；2029年前，需要新招募约32万焊工。
穷兵黩武反噬霸权
过去30多年，美国穷兵黩武，每场战事都在消耗美军弹药和装备，却未按同等速度补充“弹匣”。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和去年6月的“12日战争”，都让美军消耗大量库存装备。当美国盟友的“弹匣”打空时，他们也会向美国求援，消耗的依然是美国库存。
数十年来，美国默许甚至鼓励其盟友维持“最低国防工业”，依赖美国军火供给，逼迫盟友服从美国意志。只是，当一场战争同时涉及多个盟友时，这种结构性依赖就变成结构性陷阱。
此外，海外军事基地作为维持美国军事霸权的关键因素，正成为消耗“黑洞”。美国在海外约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每年运行成本或高达550亿美元。“基地能力过剩”导致大量资金锁死在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全球驻地网络中，而非直接投入弹药生产和产能建设。
伊朗战事表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恐致每个美军海外基地都成为靶子，所需防护范围远超美国本土，所需拦截弹数量或将明显超过美国承受能力。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缺陷同样助推“弹匣深度”危机。美式选举政治体制下，美国防体系难免受四年选举周期限制，难以投入长达十数年的长远工业再造。
国会议员偏好在本州铺供应链以保就业，退役将领转身从“旋转门”入职军工企业，总统为迅速获取短期政治收益青睐可视化程度更高的政策举措……种种因素导致美国军工业政策向华而不实的项目倾斜，企业和政府的双重功利性漠视导致全球军费最高的美国依然出现“弹匣深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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